《传习录·卷中·答聂文蔚·二》原文与注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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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条索引
- 得书，见近来所学之骤进，喜慰不可言。谛视数过，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，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，到纯熟时自无此矣。譬之驱车，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，或时横斜迂曲者，乃马性未调，衔勒不齐之故，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，决不赚入傍蹊曲径矣。近时海内同志，到此地位者曾末多见，喜慰不可言，斯道之幸也！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，近入炎方，辄复大作。主上圣明洞察，责付甚重，不敢遽辞；地力军务冗沓，皆舆疾从事。今却幸已平定，已具本乞回养病，得在林下稍就清凉，或可瘳耳。人还，伏枕草草，不尽倾企。外惟濬一简幸达致之。来书所询，草草奉复一二。近岁来山中讲学者，往往多说「勿忘、勿助」工夫甚难。问之，则云：「才著意，便是助；才不著意，便是忘；所以甚难。」区区因问之云：「忘是忘个甚么？助是助个甚么？」其人默然无对，始请问。区区因与说，我此间讲学，却只说个「必有事焉」，不说「勿忘、勿助」。「必有事焉」者，只是时时去「集义」。若时时去用「必有事」的工夫，而或有时间断，此便是忘了，即须「勿忘」。时时去用「必有事」的工夫，而或有时欲速求效，此便是助了，则须「勿助」。其工夫全在「必有事焉」上用，「勿忘、勿助」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。若是工夫原不间断，即不须更说「勿忘」；原不欲速求效，即不须更说「勿助」。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？何等洒脱自在？今却不去「必有事」上用工，而乃悬空守著一个「勿忘、勿助」；此正如烧锅煮饭，锅内不曾渍水下米，而乃专去添柴放火，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？吾恐火候未及调停，而锅已先破裂矣。近日一种专在「勿忘、勿助」上用工者，其病正是如此。终日悬空去做个「勿忘」，又悬空去做「勿助」；漭漭荡荡，全无实落下手处；究竟工夫，只做得个沈空守寂，学成一个痴𫘤汉。才遇些子事来，即便牵滞纷扰，不复能经纶宰制。此皆有志之士，而乃使之劳苦缠缚，担阁一生，皆由学术误人之故，甚可悯矣！夫「必有事焉」只是「集义」，「集义」只是「致良知」。说「集义」，则一时未见头恼；说「致良知」，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。故区区专说「致良知」，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，便是「格物」；著实去致良知，便是「诚意」；著实致其良知，而无一毫「意」、「必」、「固」、「我」，便是「正心」。著实「致良知」，则自无「忘」之病；无一毫「意」、「必」、「固」、「我」，则自无「助」之病。故说「格、致、诚、正」，则不必更说个「忘、助」。孟子说「忘」、「助」，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。告子强制其心，是「助」的病痛，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。告子助长，亦是他以义为外，不知就自心上「集义」，在「必有事焉」上用功，是以如此。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「集义」，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，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，又焉有「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」之弊乎？孟子「集义」、「养气」之说，固大有功于后学，然亦是因病立方，说得大段；不若《大学》「格、致、诚、正」之功，尤极精一简易，为彻上彻下，万世无弊者也。
- 圣贤论学，多是随时就事，虽言若人殊，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。缘天地之间，原只有此性，只有此理，只有此良知，只有此一件事耳。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，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，自然无不脗合贯通者；才须搀和兼搭而说，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。近时有谓「集义」之功，必须兼搭个「致良知」而后备者，则是「集义」之功尚未了彻也。「集义」之功尚未了彻，适足以为「致良知」之累而已矣。谓「致良知」之功必须兼搭一个「勿忘、勿助」而后明者，则是「致良知」之功尚未了彻也；「致良知」之功尚未了彻，适足以为「勿忘、勿助」之累而已矣。若此者，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，以求混融凑泊，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，是以论之愈精，而去之愈远。文蔚之论，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，至于「致知」、「穷理」及「忘、助」等说，时亦有搀和兼搭处，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，或时横斜迂曲者，到得工夫熟后，自将释然矣。文蔚谓「致知」之说，求之事亲、从兄之间，便觉有所持循者，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。但以此自为不妨，自有得力处，以此遂为定说教人，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，亦不可不一讲也。
-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，只是一个真诚恻怛，便是他本体。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，只是一个良知，一个真诚恻怛。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，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；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，即是从兄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。故致得事君的良知，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；致得从兄的良知，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。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，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。如此又是脱却本原，著在支节上求了。良知只是一个，随他发见流行处，当下具足，更无去来，不须假借。然其发见流行处，却自有轻重厚薄，毫发不容增减者，所谓「天然自有之中」也。虽则轻重厚薄，毫发不容增减，而厚又只是一个。虽则只是一个，而其间轻重厚薄，又毫发不容增减。若可得增减，若须假借，即已非其真诚恻坦之本体矣。此良知之妙用，所以无方体，无穷尽，语大天下莫能载，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。
- 孟氏「尧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」者，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、不容蔽昧处提省人。于人于事君、处友、仁民、爱物，与凡动静语默间，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、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，即自然无不是道。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，至于不可穷诘，而但惟致此事亲、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，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，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。事亲、从兄一念良知之外，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。故曰：「尧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」此所以为「惟精惟一」之学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。文蔚云：「欲于事亲、从兄之间，而求所谓良知之学。」就自己用工得力处如此说，亦无不可；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、从兄之道焉，亦无不可也。明道云：「行仁自孝、弟始。孝、弟是仁之一事，谓之行仁之本则可，谓是仁之本则不可。」其说是矣。「亿、逆、先觉」之说，文蔚谓：「诚则旁行曲防，皆良知之用。」甚善甚善！闲有搀搭处，则前已言之矣。惟濬之言，亦未为不是，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濬之言而后尽，在惟濬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。不然，则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。舜察迩言而询𫇴荛，非是以迩言当察，𫇴荛当询，而后如此，乃良知之发见流行，光明圆莹，更无罣碍遮隔处，此所以谓之大知；才有执著意必，其知便小矣。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，然就心地上著实用工夫，却须如此方是。「尽心」三节，区区曾有「生知、学知、困知」之说，颇已明白，无可疑者。盖尽心、知性、知天者，不必说存心、养性、事天，不必说殀寿不贰、修身以俟，而「存心养性」与「修身以俟」之功已在其中矣。存心、养性、事天者，虽未到得尽心、知天的地位，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、知天的工夫，更不必说殀寿不贰、修身以俟，而「殀寿不贰，修身以俟」之功已在其中矣。譬之行路，尽心、知天者，如年力壮健之人，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百里之间者也；存心、事天者，如童穉之年，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；殀寿不贰、修身以俟者，如襁抱之孩，方便之扶墙傍壁，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。既已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，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，而步趋于庭除之间，自无弗能矣；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，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，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。然学起立移步，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；学步趋庭除，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，固非有二事，但其工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。心也，性也，天也，一也。故及其知之、成功则一，然而三者人品力量，自有阶级，不可躐等而能也。细观文蔚之论，其意以恐尽心、知天者，废却存心、修身之功，而反为尽心、知天之病；是盖为圣人忧工夫之或间断，而不知为自己忧工夫之未真切也。吾侪用工，却须专心致志，在殀寿不贰、修身以俟上做，只此便是做尽心、知天工夫之始：正如学起立移步，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。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，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！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，而所论云然者，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，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，以求融会贯通，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，反使用工不专一也。近时悬空去做勿忘、勿助者，其意见正有此病，最能耽误人，不可不涤除耳。所谓「尊德性而道问学」一节，至当归一，更无可疑。此便是文蔚曾著实用功，然后能为此言。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，人或意见不同者，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，若除去此纤翳，即自无不洞然矣。已作书后，移卧簷间，偶遇无事，遂复答此。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，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，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；但承相爱之厚，千里差人远及，谆谆下问，而竟虚来意，又自不能已于言也。然直戆烦缕已甚，恃在信爱，当不为罪。惟濬处及谦之、崇一处，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，尤承一体之好也。右南大吉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