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传习录·卷中·答聂文蔚·二》第1条
得书，见近来所学之骤进，喜慰不可言。谛视数过，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，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，到纯熟时自无此矣。譬之驱车，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，或时横斜迂曲者，乃马性未调，衔勒不齐之故，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，决不赚入傍蹊曲径矣。近时海内同志，到此地位者曾末多见，喜慰不可言，斯道之幸也！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，近入炎方，辄复大作。主上圣明洞察，责付甚重，不敢遽辞；地力军务冗沓，皆舆疾从事。今却幸已平定，已具本乞回养病，得在林下稍就清凉，或可瘳耳。人还，伏枕草草，不尽倾企。外惟濬一简幸达致之。来书所询，草草奉复一二。近岁来山中讲学者，往往多说「勿忘、勿助」工夫甚难。问之，则云：「才著意，便是助；才不著意，便是忘；所以甚难。」区区因问之云：「忘是忘个甚么？助是助个甚么？」其人默然无对，始请问。区区因与说，我此间讲学，却只说个「必有事焉」，不说「勿忘、勿助」。「必有事焉」者，只是时时去「集义」。若时时去用「必有事」的工夫，而或有时间断，此便是忘了，即须「勿忘」。时时去用「必有事」的工夫，而或有时欲速求效，此便是助了，则须「勿助」。其工夫全在「必有事焉」上用，「勿忘、勿助」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。若是工夫原不间断，即不须更说「勿忘」；原不欲速求效，即不须更说「勿助」。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？何等洒脱自在？今却不去「必有事」上用工，而乃悬空守著一个「勿忘、勿助」；此正如烧锅煮饭，锅内不曾渍水下米，而乃专去添柴放火，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？吾恐火候未及调停，而锅已先破裂矣。近日一种专在「勿忘、勿助」上用工者，其病正是如此。终日悬空去做个「勿忘」，又悬空去做「勿助」；漭漭荡荡，全无实落下手处；究竟工夫，只做得个沈空守寂，学成一个痴𫘤汉。才遇些子事来，即便牵滞纷扰，不复能经纶宰制。此皆有志之士，而乃使之劳苦缠缚，担阁一生，皆由学术误人之故，甚可悯矣！夫「必有事焉」只是「集义」，「集义」只是「致良知」。说「集义」，则一时未见头恼；说「致良知」，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。故区区专说「致良知」，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，便是「格物」；著实去致良知，便是「诚意」；著实致其良知，而无一毫「意」、「必」、「固」、「我」，便是「正心」。著实「致良知」，则自无「忘」之病；无一毫「意」、「必」、「固」、「我」，则自无「助」之病。故说「格、致、诚、正」，则不必更说个「忘、助」。孟子说「忘」、「助」，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。告子强制其心，是「助」的病痛，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。告子助长，亦是他以义为外，不知就自心上「集义」，在「必有事焉」上用功，是以如此。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「集义」，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，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，又焉有「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」之弊乎？孟子「集义」、「养气」之说，固大有功于后学，然亦是因病立方，说得大段；不若《大学》「格、致、诚、正」之功，尤极精一简易，为彻上彻下，万世无弊者也。
注释摘要
这段文字全在一个比喻上用力，却把阳明工夫论的根本指归说得极清楚。聂文蔚来信中谈自己的进境，阳明反复细看，指出仍有“未莹彻处”，但不是路子走错了，而是“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”。要紧的是后面这个驱车之喻：车已经在康庄大道上，偶尔偏斜迂曲，那是马性还没调顺，缰绳嚼勒没齐整，绝不会拐进岔路小径里去。阳明用这个比喻要区分的，是方向上的根本错误与工夫上的暂时不纯熟。前者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