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传习录·卷上·门人徐爱录》第14条
又曰：「《五经》亦只是史。史以明善恶，示训戒；善可为训者，时存其迹以示法；恶可为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。」爱曰：「存其迹以示法，亦是存天理之本然；削其事以杜奸，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圣人作经，固无非是此意，然又不必泥著文句。」爱又问：「恶可为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，何独于《诗》而不删郑、卫？先儒谓『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』，然否？」先生曰：「《诗》非孔门之旧本矣。孔子云：『放郑声，郑声淫。』又曰：『恶郑声之乱雅乐也。』、『郑、卫之音，亡国之音也。』此是孔门家法。孔子所定三百篇，皆所谓雅乐，皆可奏之郊庙，奏之乡党，皆所以宣畅和平，涵泳德性，移风易俗，安得有此？是长淫导奸矣。此必秦火之后，世儒附会，以足三百篇之数。盖淫泆之词，世俗多所喜传，如今闾巷皆然。『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』，是求其说而不得，从而为之辞。」
注释摘要
这段对话紧接在阳明论《春秋》与史的关系之后，徐爱顺着“以事言谓之史，以道言谓之经”的思路往下追问一个操作性的问题。他并不质疑“五经亦只是史”这个命题本身，而是就圣人编定经典的具体手法提问。阳明刚才已经给出了删述的两条原则：善的方面，保存事迹以昭示法则；恶的方面，只保存警戒之辞而删去具体事件，以杜绝奸邪。徐爱想做的是把这两条原则往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上靠拢——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