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传习录·卷上·门人薛侃录》第34条
黄诚甫问：「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，是立万世常行之道，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颜子具体圣人，其于为邦的大本、大原都已完备。夫子平日知之已深，到此都不必言，只就制度、文为上说。此等处亦不可忽略，须要是如此方尽善。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，便于防范上疏阔，须是要『放郑声、远佞人』，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，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，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。若在他人，须告以『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』，『达道』、『九经』及『诚身』许多功夫，方始做得，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。不然，只去行了夏时，乘了殷辂，服了周冕，作了《韶》舞，天下便治得？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，又问个『为邦』，便把做天大事看了。」
注释摘要
黄诚甫这一问，是把朱子以来的一个常见讲法端了出来：孔子答颜渊问为邦的那一段话，是圣人立下的万世常行之道，具有普适的、永恒的规范意义。这个讲法背后隐含的预设是，圣人所言，句句都是普遍教条，可以直接抽离语境，当作一套固定的政治纲领来执行。阳明没有沿着这个预设走，而是首先把颜渊摆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。他说颜子是“具体圣人”，这不是泛泛的褒辞。在宋明理学的语境里，“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