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传习录·卷上·门人薛侃录》第23条
梁日孚问：「居敬、穷理是两事，先生以为一事，何如？」先生曰：「天地间只有此一事，安有两事？若论万殊，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又何止两？公且道居敬是如何？穷理是如何？」曰：「居敬是存养工夫，穷理是穷事物之理。」曰：「存养个甚？」曰：「是存养此心之天理。」曰：「如此，亦只是穷理矣。」曰：「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？」曰：「如事亲便要穷孝之理，事君便要穷忠之理。」曰：「忠与孝之理，在君、亲身上？在自己心上？若在自己心上，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。且道如何是敬？」曰：「只是主一。」「如何是主一？」曰：「如读书，便一心在读书上；接事，便一心在接事上。」曰：「如此则饮酒，便一心在饮酒上；好色，便一心在好色上。却是逐物，成甚居敬工夫？」日孚请问。曰：「一者，天理。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。若只知主一，不知一即是理，有事时便是逐物，无事时便是著空。惟其有事无事，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，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。就穷理专一处说，便谓之居敬；就居敬精密处说，便谓之穷理。却不是居敬了，别有个心穷理；穷理时，别有个心居敬：名虽不同，功夫只是一事。就如《易》言『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』，敬即是无事时义，义即是有事时敬，两句合说一件。如孔子言『修己以敬』，即不须言义；孟子言『集义』，即不须言敬。会得时，横说竖说，工夫总是一般。若泥文逐句，不识本领，即支离决裂，工夫都无下落。」问：「穷理何以即是尽性？」曰：「心之体，性也；性即理也。穷仁之理，真要仁极仁；穷义之理，真要义极义：仁、义只是吾性，故穷理即是尽性。如孟子说『充其恻隐之心』，至『仁不可胜用』，这便是穷理工夫。」日孚曰：「先儒谓『一草一木亦皆有理，不可不察。』，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夫我则不暇。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，须能尽人之性，然后能尽物之性。」日孚悚然有悟。
注释摘要
梁日孚的困惑，其实是宋代理学留给明代学者的一道老题。在程颐、朱熹的工夫论里，居敬与穷理是两个彼此配合但各有侧重的环节：居敬是内心的涵养、收敛、专一，穷理则是向外格物，逐一推究事物所当然与所以然之理。日孚接受的正是这一套区分，所以他问，明明是两事，先生怎么说是一事。阳明回答的第一句就先从总量上截断这种分别：“天地间只有此一事。”他接着指出，如果按“万殊”来分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