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第19段
於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於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“是余之罪也夫！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用矣。”退而深惟曰：“夫诗书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里，演周易；孔子陈蔡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著离骚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吕览；韩非囚秦，说难、孤愤；诗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於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。
注释摘要
这一段文字，是太史公自述其遭祸之后的心路转折，也是理解整部《史记》创作动机的关键。 “於是论次其文”，这是承接上文与壶遂的问答。司马迁在阐明“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”之后，便着手编次史料，开始著述。“七年”，指天汉二年，即他着手写作后的第七年。这一年，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变故。“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於缧绁”，天汉二年，汉将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征匈奴，遇匈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