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传习录·卷中·答顾东桥书》第12条
来书云：「杨、墨之为仁义，乡愿之乱忠信，尧、舜、子之之禅让，汤、武、楚项之放伐，周公、莽、操之摄辅，谩无印证，又焉适从？且于古今事变、礼乐、名物，未尝考识，使国家欲兴明堂，建辟雍，制历律，草封禅，又将何所致其用乎？故《论语》曰『生而知之』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、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，此则可谓定论矣。」所喻杨、墨、乡愿、尧、舜、子之、汤、武、楚项、周公、莽、操之辨，与前舜、武之论，大略可以类推。古今事变之疑，前于良知之说，已有规矩尺度之喻，当亦无俟多赘矣。至于明堂、辟雍诸事，似尚未容于无言者。然其说甚长，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，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。夫明堂、辟雍之制，始见于吕氏之《月令》，汉儒之训疏，《六经》、《四书》之中，未尝详及也。岂吕氏、汉儒之知，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？齐宣之时，明堂尚有未毁，则幽、厉之世，周之明堂皆无恙也。尧、舜茅茨土阶，明堂之制末必备，而不害其为治；幽、厉之明堂，固犹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旧，而无救于其乱，何邪？岂能「以不忍人之心，而行不忍人之政」，则虽茅茨土阶，固亦明堂也；以幽、厉之心，而行幽、厉之政，则虽明堂，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？武帝肇讲于汉，而武后盛作于唐，其治乱何如邪？天子之学曰辟雍，诸侯之学曰泮宫，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。然三代之学，其要皆所以明人伦，非以辟不辟、泮不泮为重轻也。孔子云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」制礼作乐，必具中和之德，声为律而身为度者，然后可以语此。若夫器数之末，乐工之事，祝史之守，故曾子曰：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，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也。」尧命羲、和，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」，其重在于「敬授人时」也。舜「在璇玑玉衡」，其重在于「以齐七政」也。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，治历明时之本，固在于此也。羲、和历数之学，皋、契未必能之也，禹、稷未必能之也，尧、舜之知而不遍物，虽尧、舜亦未必能之也，然至于今循羲、和之法而世修之，虽曲知小慧之人、星术浅陋之士，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，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，反贤于禹、稷、尧、舜者邪？「封禅」之说，尤为不经，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，倡为夸侈，以荡君心而靡国费。盖欺天罔人、无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不道，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。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，殆亦未之思邪？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，以其生而知之也。而释《论语》者曰：「『生而知之』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、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。」夫礼乐、名物之类，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，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，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「生知」矣。谓圣人为「生知」者，专指义理而言，而不以礼乐、名物之类，则是礼乐、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。圣人之所以谓之「生知」者，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、名物之类；则是「学而知之」者，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；「困而知之」者，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。今学者之学圣人，于圣人之所能知者，未能「学而知之」，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，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，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。
注释摘要
这一段对话触及一个非常要紧的分歧：学问的根本用力处，究竟应该放在心体的存养与良知的精明上，还是放在对外在制度、名物、历史变事的博学考识上。顾东桥从历史和礼制的复杂性出发，列举了大量似是而非、同形异质的例证——杨朱、墨翟表面上也讲仁义，乡愿表面上也像忠信，尧舜的禅让与子之的篡位、汤武的放伐与项羽的暴起、周公的摄政与王莽、曹操的假托，形式相似而实质悬绝。顾东桥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