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渔樵问对·第三·可言与不可言》第2节
曰：“不可以言传，则子恶得而知之乎？”曰：“吾所以得而知之者，固不能言传。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，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。”曰：“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，则六经非言也耶？”曰：“时然后言，何言之有？”樵者赞曰：“天地之道备于人，万物之道备于身，众妙之道备于神，天下之能事毕矣，又何思何虑！吾而今而后，知事心践形之为大。不及于之门，则几至于殆矣！”
注释摘要
这一轮对话紧承上文“用不可言传”而来，樵者追问的锋芒十分犀利：如果不能言传，你自己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渔者的回答并不退让，反而把这条思路推到了底。他不是在说“言”完全无用，而是在划定“知”的两种不同层次。有一种知是从语言传承、名相辨析中得来，另一种知则是“得而知之”——他用的“得”字很关键，指的是人与理之间某种直接的、非中介的契合，不是经人转述才获得的。正因为…